没有人该负责冠军的一生

　　6月30日，已经退役13年的前亚洲青年田径锦标赛冠军徐伟利到医院看病，因为交不起600元的治疗费泪流满面。目前徐伟利无正常工作和经济来源，也没有医保等保障，身患肾脏疾病的他经常向朋友借钱治病，但根本无法应付治疗费用。(7月1日《三秦都市报》)

　　曾经的冠军落魄如斯，令人唏嘘不已。600元治疗费，指向安身立命的权益之本。有人说这是看病贵的牺牲品，有人说这是医保孱弱的不堪写真，有人说这是举国体制下的“赛”走茶凉……悲悯的腔调一开，冠军就披上永恒有理的“黄马褂”，怪只怪这个社会的炎凉世态。这样的舆论，恍惚似曾相似——此前，大运会前体操世界冠军张尚武的街头卖艺，就曾引发类似的热议与反思。

　　千千万万的冠军，隔三差五落魄一两个，这样的概率，比至于歌坛、影坛的颠沛流离，已经算很幸运。事实上，1999年徐伟利正式退役时，地方体委按照国家相关标准，分了一套70多平方米的房子、且一次性给予6万多元补贴，并安排其在陕西省青少年体校当教练，也正如徐伟利所言，“说实在的，国家确实对我不薄”。公众无法知悉其后续人生变故的诸多原因，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没有人该负责冠军的一生。

　　在社会阶层的流动与固化上，我们警惕于“龙生龙凤生凤”的代际逻辑，那么，冠军就活该必然个个一生无忧、国家或社会必然要对之承担“无限责任”?若这个逻辑成立的话，那么，高考状元的人生是不是也该装进社会的“保险箱”?超女快男的冠军是不是也该一生活泛在娱乐的“一线”?……我们可怜这些潦倒的冠军，但即便再多一个张尚武或者徐伟利，又能说明得了什么?事实上，举国体制不仅没有刻薄大多数的冠军，相反，他们享受到的殊荣与优待，岂是一般人可以比拟?公众当记得不日前，“离奇失踪”多年的前羽毛球世界冠军、湖南乒羽中心副主任黄穗，因为“突然复出”代表澳大利亚参赛成为焦点，但这次焦点不是这位前国手代表他国参赛，而是她有工作、不上班、领“空饷”的特殊待遇。一时间，冠军们优渥的人生被华丽丽曝光在舆论的镁光灯下：当官的，经商的，出国的……冠军既是VIP通行证，又是增值名利的硬通货。

　　就体育领域而言，冠军的暗自零落或大红大紫，确实令人反思诸如“双轨制”、“少体校模式”等制度，但更重要的是，阔绰的财政与悲悯的保障体系当秉持起码的底线：不是每个冠军，都必须走上通天大道。事实上，即便在体制成熟、保障优厚的西方国家，前橄榄球巨星辛普森、前拳王泰森等，同样会沦为阶下囚或陷入生存窘境。在中国，既有李宁这样的成功转型，也有可能出现徐伟利这样的潦草困顿——须知，如果制度已然公平正义着，则泛滥的爱心可能就是另一种落井下石。(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