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桦——创导中国现代版画之最力者

 提起中国现代新兴版画运动的倡导者鲁迅先生，几乎是无人不晓，他亲手播下这颗中国现代版画的种子，并精心加以培育，使之成为中国革命美术的先锋，构成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美术史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在他能亲眼看到的短短五年间，已经由“一点萌芽”而逐渐成长为“茂林嘉卉”了。而继其遗愿，呐喊助威最力者之一，就不能不提到徐悲鸿先生和他的那篇《全国木刻展》。1942年10月14日，中国木刻研究会在重庆中苏文协举行渝区“第一届双十全国木刻展览会”，出品有单幅木刻255件，连环木刻一套，木刻书刊50种，参加出品的作者54人。展出至17日结束。这次展出是一次包括解放区木刻在内的全国性木刻展览会，解放区木刻引起了国内外人士的注意，画家徐悲鸿在18日的重庆《新民报．晚刊》着文对古元的作品作了高度评介，那一句“我在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十月十五日下午三时，发现中国艺术界中一卓绝之天才，乃中国共产党中之大艺术家古元。”使之顷刻之间成为革命美术代言人。被誉为“中国新版画界巨星”的古元日后回忆说：“徐先生是一位极其热心、正直和具有胆识的艺术家。他在旧社会经历了种种坎坷，抗日战争年代又处在黑暗重重的蒋管区，他以坚忍不拔的精神为争取人民民主进行战斗。1942年10月15日当他在重庆参观全国木刻展览，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的木刻作品时，他甘冒政治风险在重庆《新民报》上写了一篇充满激情的文章。他是那样的欣喜，那样地竭诚赞扬，他这种大无畏精神真是令人感动。”①
    当时在场负责接待讲解工作的中国木刻研究会理事、版画家王琦对当时的情景记忆深刻，对有关细节作有如下的叙述：
    记得1942年10月13日下午，悲鸿先生来到重庆中苏文化协会展厅，参观正在举行的“第一届双十全国木刻展览”，他兴致勃勃地仔细欣赏会场上每一幅展品，当他走到第二展室陈列的古元作品面前，他被吸引住了，他怀着十分惊喜的心情连声称赞这些精美的作品，特别是对古元的那幅《铡草》，更是反复欣赏，不舍离去，认为那是不可多得的杰作。他用手指着画面上那个正在铡草农民的背部说：“你们看，这个人的背部是表现得多么好啊!画人，从背面表现比从正面表现更难。”当他走到另一幅《哥哥的假期》面前，便指着画面对我们说：“他的人物每一个都刻得十分生动自然，这全靠素描根底。”他又走到李桦的作品面前，指着画面上刻画的两个士兵头像说：“这是木刻上的印象主义”;因为李桦在画面上没有施用明显的轮廓线，而是用明暗色调表现出光与影的模糊效果。悲鸿先生在那次参观过程中，对其他一些作品也都作过一些极为中肯的评价，这些评语都扼要的写入他的一篇评介文章“全国木刻展”中。②
　　在这篇六百余字的评介文章中，涉及的木刻家有古元、李桦、董荡平、华山、王琦、西崖、荒烟、傅南棣、山岱、力群、刘建庵、谢子文、焦心河、刘铁华、黄荣灿、李森、陆田、沙兵、维纳、李志耕、万湜思等共计21人，其中属于解放区的有古元、华山、力群、焦心河等，其余均来自国统区的作者。文中肯定了艺术家们具有的直面现实社会努力创作之勇气，对每人作品进行点评，既有赞扬鼓励，也有殷切期望，更有艺术指导，如主张版画创作应背离传统题材的复制与模仿，强调素描在艺术创作上的重要性，并以现实生活为素材进行创作;不宜公开陈列那些依据照相制作的作品;对展售之作品，应按国际惯例签署作者名字于其上。在称赞古元《割草》之作“可称中国近代美术史上最成功作品之一”的同时，对另一位来自国统区的木刻家李桦也是赞誉有加：“此次全国木刻展中，古元以外，若李桦已是老前辈，作风日趋沉练，渐有古典形式，有几幅近于Durer。”
　　这位被称为木刻老前辈的作者，在晚年深情而谦逊地回忆到：
　　1947年以前，我没有和徐悲鸿先生见过面，虽然我在美术学校上学时，就知道我国有个鼎鼎大名的徐悲鸿大师了。后来我参加了左翼木刻运动，和当时的油画界、国画界甚少往来，故没有与徐先生接触的机会。然而徐先生似乎是知道我的。记得1942年“中国木刻研究会”在重庆举办“第一届双十全国木刻展览会”的时候，徐先生到会场参观了。他看到了古元的木刻，大家赞赏，在《新民报》上撰文，说他“发现了中国文艺界中一卓绝的天才，乃中国共产党中之大艺术家古元”。接着他顺笔提到了我，证明他这时已经注意到我了，但我始终没有拜见徐先生的缘分。”③
　　李桦的猜测没有错，而且这“似乎”知道和了解他的时间也并非是在此次展览会中，而至少是在六年之前。笔者查阅到徐悲鸿的另外一篇题为《民以食为天：为全国木展而作》的文章,从作者的陈述中就足以说明这一点。鉴于此文从未见之于各种有关徐悲鸿的文集和研究、纪念集中，有必要抄录于此，以存史征。
　　民以食为天：为全国木展而作
　　非必需精馔美食也，而孔子曰食不厌精，此中有二义存焉，曰食者无食无地，为吾人之必需，若不需食之时，则生存之道绝而死;曰食确有别，因在饥饿迫切之时，可不采食品，几足以充饮食者俱甘，虽粗粝饿浊者亦甘，若待食廪有所积蓄，则辨味之本能激展，于是乎有所选择，非遂无此辨别之能也，终至辨别之力与理解，愈演愈烈，驯至饮食之术，成为人类智慧创造之一门，是孔子所谓食不厌精之赐也。此例为一切文化进步之共同方式，非止饮食一端为是也。饮食之用，日在求精，但亦有不易之品，为日常者，万古不易，如面包白饭，吾人今日果腹之具，殆与众民所食者，不大殊异也。木刻之在今日，其用处[可]与白饭相等，然则吾人先时其无面包白饭乎，是乃以书法及简陋之画代之，又如吾人之玉蜀黍已几全易他处优异品种，吾人之享受，进步无形中，是乃福利之一，习而不察也。
　　捶拓之术，吾国最早，亦印刷术之滥觞，而吾国书中插图之为版画，唐时已有之，明代大盛，且发明五色套版，以印精美之品，此则早于欧洲之制版，殆四百年。此次抗战军兴，国人皆挺身而起，李桦、黄荣灿、野夫、刘仑、王琦、建庵、新波、温涛、丁正献、力群、马达、陆田、朱鸣岗、宋秉恒先生等，俱以艺术献身国家，卓然有所树立，而李桦尤精于镌艺，创导版画之最力者也。向吾辈行苏联版画展于京沪(Durer)，颇予国人以极深之印象，李桦先生时居粤南，致书欲移此展于广州，吾已擅自允之，只因粤政要政治心眼，阻其举行，粤人至今惜之。吾国精神食粮匮乏，而民间尤窘。版画者，民众之精神食粮，犹之乎面包白饭，为吾人不可一日或缺者也。谢梓文先生之《老翁》(青纱帐里)有××之神味，李桦先生之《两人》，可谓版画中之印象主义，俱能为光荣于艺史，吾甚钦之。以如是短促之时，成此多重有意义之作品，版画前途殊未可限量也。
　　文章发表于1942年10月21日重庆《时事新报．青光》版中，距离上述那篇著名之作晚三天，大概是距离闭幕已经过去了几日，新闻的时效性也就相对减弱，不大为人所注意吧，但内容上与前文确属相互关联，各有发挥，诚为研究徐悲鸿艺术理论及中国现代版画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
　　该文先以木刻创作比喻民众每日食粮，已不可或缺;既而述及中国木刻源流与发展现状，高度评价抗战军兴中木刻家们以艺术献身国家所取得的成就，这项工作的意义在于：“吾国精神食粮匮乏，而民间尤窘。版画者，民众之精神食粮，犹之乎面包白饭，为吾人不可一日或缺者也。”这种认识正与鲁迅先生倡导的“为人生而艺术”理念是一脉相承的;对木刻家们在短时间内汇集多重有意义的版画作品进行公开展览，给予中国新兴“版画前途殊未可限量”的热情期待。
　　如果对该文细加分析，有以下值得玩味之处：
　　其一，文中提到名字的木刻家有李桦、黄荣灿、野夫、刘仑、王琦、建庵、新波、温涛、丁正献、力群、马达、陆田、朱鸣岗、宋秉恒、谢梓文等15人，几乎都来自国统区。这里没有提到古元的名字，或许是因为报纸的政治倾向性使然，抑或是排版时为编辑有所删节，如“向吾辈行苏联版画展于京沪(Durer)，颇予国人以极深之印象”之(Durer)显然在此为衍文。对照前文，不难发现应当是指李桦作品受到德国画家、版画家及木版画设计家阿尔布雷特．丢勒(Albrecht DÄrer1471-1528)影响。但在此生出枝节，令人费解。
　　其二，与前文所涉木刻家名字相加，去其重复，共计30人，占到参展人数54名的半数以上，足以说明徐悲鸿对此次木刻展或者说是对于现代版画创作的关注程度。
　　其三，文中透露了对李桦“似乎”了解的时间，是在1936年1月间南京举办苏联版画展览会期间。④并对李桦的木刻创作成绩大为赞赏，称其“精于镌艺，创导版画之最力者也。”“能为光荣于艺史，吾甚钦之”。较之对古元“乃是他日国际比赛中之一位选手，而他必将为中国取得光荣的”之期许毫不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