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以司法公开化解朱令案疑云

　　王琳

　　一宗停摆了近20年的悬案，在经历了“出口转内销”的舆情冲击之后，愈加受到社会关注。1994年，清华大学化学系女生朱令离奇发病后致终生残疾。事后证明，落在朱令身上的，是先后两次“铊中毒”。警方经调查确定系人为投毒，还曾锁定凶手就在朱令的“身边”。但蹊跷的是，此案最终悬搁。十余年来，有关“谁是凶手”、“谁干扰了办案”以及诸如此类的疑问，间或出现。

　　不久前，朱令案借复旦投毒案重又被翻出。不少网民感慨于朱令那已经逝去的大好青春，开始以转发、顶帖、评论、分析乃至人肉搜索，去推动案件的复查。我们当承认，这些出自于朴素正义感召唤之下的网络行为，有它内在的促发机制。相信在我们的周围，类似朱令案这样的悬而未决，甚至比朱令更惨烈的个案也依然存在。所以说，朱令更像是一个符号，她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

　　从法律的视角观察“朱令案”，会让关注此案的网友非常失望。当我们把朱令还原为刑事司法中不带任何主观感情的“被害人”、而不是“清华才女”时，当我们把俨然已成“投毒犯”代名词的孙某还原为早已被排除了嫌疑的普通公民时，我们可以期待的司法跟进的其实非常有限。

　　从网上纷繁杂乱的各色信息中，我们看到了很多个版本的“朱令案”——当然，这些版本最后都落在了朱令的无助与公正的难以期待上。朱令案的舆情指向是破案、并实现公正。这一点司法机关必须尊重。从这一指向，及支撑这些指向的各色证据来观照“朱令案”的舆情再起，我们将不得不承认，其实这首先是一个信息公开的问题。正因为没有充分的信息，网民才会基于“合理推测”，将朱令案的悬搁归咎于某种外部力量的干涉。

　　迄今也没有权威部门出来回应，在朱令案的调查中究竟有无受到外来压力。新华社甚至就朱令案向北京警方接连提出了“七问”，举凡“警方当时掌握了哪些证据”、“案子卡在哪里”、“当年该案有无受到权力的不正当干涉”，“对朱令家属的询问乃至申请信息公开，为何搪塞？”等等，无一有回答。信息封闭之下，猜度四起是必然的。

　　化解舆情之道当然指向充分、及时和有效的案件信息公开。以“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的其他情形”作为信息不公开的借口，实难以服众。可否请警方解释一下，朱令案的信息公开究竟与哪部法律的哪一条款相抵触。

　　“及时把真相告诉老百姓。消除疑虑最好的办法就是公开。”这是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德咏在一篇文章当中所强调的。朱令案相关信息若是仍尘封在司法档案里，疑虑将更加强烈地指向具体的个人。“人人都是福尔摩斯”并不是司法群众路线的胜利，而是司法的尴尬。

　　（作者是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