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夫妻”是自由迁徙的一道考题

　　梁江涛

　　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中心昨天举行“一线工人农民代表谈履职”为主题的记者会，邀请6位全国人大代表答记者问。安徽代表团的刘丽代表直言，因长久分居，城市农民工中已大量出现“打工潮下组建临时小夫妻”情况。她建议解决农民工夫妻两地分居问题。(3月11日京华时报)

　　刘丽称“打工潮下组建临时小夫妻”很常见，让公众不要“意外”。平心而论，看到这条新闻，还真的很意外。如果说农民工中男女比例大致相当，“临时夫妻普遍”还不那么扎眼。可外出打工的农民工以男性居多，这意味着“临时夫妻”背后潜伏着更为复杂的隐患，这无论对于农村婚外恋增多，离婚率增高，还是城市中的家庭婚姻、社会治安问题，都不是一件好事。

　　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对于感情生活的需要与追求，是人的天性。一旦受到压抑和扭曲，势必成为社会问题。记得有个小品里说：“饿了，你有个包子，你比我幸福；我冷了，你有件棉袄，你比我幸福；我要上茅房，只有一个坑儿，你先蹲在那儿，你比我幸福。” 农民工出外打拼，辛辛苦苦，连最起码的生理需求都无法得到满足，工资再高也谈不上幸福。

　　当下有时髦的拼车、拼房、拼饭、拼购，而“临时夫妻”“拼”出几多辛酸与无奈？与其对农民的“情变”作道德判断，为“临时夫妻”引发的社会问题而担忧，不如为他们改变现在的生态支招，给他们真正的“性”福生活。

　　农民工的诉求在不断改变，从表象上看，“临时夫妻”是特殊群体的夫妻分居问题，而背后折射出来的更多的是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转变、认同以及融入城市生活的民生诉求。作为企业，不要等到了“用工荒”再打“温情牌”。近年来，常看到这样的招工广告：“提供完善的居住、医疗、教育、生活娱乐设施等配套服务”、“安排夫妻房”、“申请公租房”等等。不否认确实有企业说到做到，但真正能住上“夫妻房”的农民工仍然是凤毛麟角。糖抹在鼻尖上的虚情承诺，不仅有损企业形象，更伤了农民工的心。

　　为农民工夫妻生活提供起码的居住条件，不能靠政府与社会的“友情提醒”，需要企业的良知与社会责任。对此，政府应从税收等政策上予以激励，使“夫妻房”这样的人性化福利不再停留于“广告语”而成为常态。

　　当“自由迁徙”写进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当“新型城镇化”给中国农民带来更多美好的期待，关注新生代农民的“性”福生活不能止于某个节日到了，给他们工每人发一盒安全套。“临时夫妻”是一道民生考题，如何启动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赋予农民工不受地域与户口限制追求个人发展和享受幸福生活的权利，让更多的农民工实现“城市梦”，需要政府拿出长效的顶层制度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