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赵晚报：探寻救助站事件背后的制度缺陷

　　王聃

　　记者假扮流浪汉体验长沙救助站生活。他拨打10次救助电话未果，后在警察帮助下成行。待警员离开后，救助站人员将记者双手束缚摁在地上。同时，另有老年人被双手反捆躺在担架上，自称被打并向其求救。（1月9日《三湘都市报》）

　　当曾经纠葛了太多暴力与强制的收容遣送制度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当自愿与温情救助成为社会空间里的共识，竟然还有如此野蛮的一幕在救助站里发生。它在此刻几乎遮蔽了所有关于救助的制度善意。

　　在这篇新闻最后，作者引用了曾以生命推动救助管理办法出台的孙志刚墓碑上的一段话：逝者已逝，众恶徒已正法，然天下居庙堂者与处江湖者，当以此为鉴，牢记生命之重，人权之重，民主之重，法治之重，无使天下善良百姓，徒为鱼肉。——这是不能忘却的提醒，也是必须被厘清的追问：因收容遣送体制弊端造成的恶行仍在重演，到底是什么在阻碍制度善意的兑现？

　　当然，一个长沙救助站之乱也许只是个案，但它依旧有助于我们去剖析当下救助体制中可能存在的短板。为什么救助电话难通？为什么救助站里会存在暴力？一切都不是偶然发生的，它与当下一些地方救助体系的欠透明有直接关联。救助本是关心弱势群体的事业，正因为如此，要兑现其救济的终极目的，必须要以救助体制的透明运行为前提。有透明的救助体制，才能随时守护被救助者的权益。我们救助机构对社会与公众敞开度不够，公众既难以洞见其管理过程，也很难共同参与到此种慈善事业中来。如此，出现“黑屋里的暴力”并不奇怪。

　　先有与社会隔膜的运行机制，后才有不友好的救助机制，但原因并不仅仅止于此。审视暴力救助，还离不开对救助机制本身缺陷的反思。从当前情形看，城市救助站更多起到的是一种“转送”作用。换而言之，它仅仅是以帮助流浪乞讨人员返乡，暂时解决他们吃住为职责。这就意味着，对于收留流浪乞讨人员，他们并无必须救助的压力，也并不试图去提供延伸式的救助措施。缘于此，种种只为兑现“转送”功能的异化行为就会出现。如，违背当事者的自愿强制救助，或者习惯性地不救助；只把流浪乞讨人员当成某种任务下的特定对象，而难以真正将其视为有尊严的公民个体，如此，不被监督的暴力行为也就顺理成章地发生。

　　今年是《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施行的第十年，十年已不短，十年亦是丈量的尺度。请更多关注与改进救助制度本身，请永绝指向社会弱势者的制度性暴力。